两年前我谋划跳槽的事，当年年底还有评职，一位一直给我忽悠说自己对周易如何如何有研究的人上半年就神神叨叨给我说，根据他对我的观察，今年这俩事毫无问题，我从来不信这个，一笑了之，结果当年万事灰头土脸；第二年他的孩子中考，给我说他认真看过了，肯定能考上人大附中，结果他孩子也跟我的结局一样——吹了。我说这个除了是自己遇见的事实，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预言者站在了机械论的另一极，认为世界上的一切是有规律的，而且按着他们自以为是的理由和轨迹前行。

勿庸讳言，这个世界有一部分事实不可逆转，如生命的终结；潮起潮落；四季的变化，等等。但更多结果，决定于必然和偶然而非单一因素。比如，同样的生命过程，会因不同的偶然因素长寿或夭折；天气和其他自然现象，同样会因为别的因素而一反常态。至于人类社会，因为一场战争或一个战争贩子；关键人物的一个意念而发生重大转变，必然性和偶然性以差不多的概率主宰着社会，关键就在于哪种作用在某一时段占的比重和发挥的作用如何。

近期就有两个关于预言的事被热炒，一是晚清著名文学家、医学家陆士谔(1878-1944)在他1910年出版的小说《新中国》中，以写梦的形式畅想未来，准确预言100年后中国将举办万国博览会，地点就在上海浦东，关于此事，梁启超也作出过相仿结论。他们的预言现在变成了现实；二是玛雅文明预言2012年的世界末日，即2012年12月21日的黑夜降临以后，12月22日的黎明永远不会到来。后者因为从时空概念上迫在眉睫，而且事关人类存亡，更为诡异和玄妙。当其与陆士谔的的预言被联系起来说时，神秘色彩再加一层。

考察预言，大概有以下几种：一种建立在对事实的分析之上，如清末李鸿章、赵烈文等对清朝灭亡的预言，他们作为体制中人，了解国库亏损和社会矛盾，以丰厚的经验推导出清朝灭亡的必然命运，而且准确地指出了时间。一种是希望，比如李大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将是赤旗的世界”、国际歌里的“英特纳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之类。需要玩味的是，如果玛雅人的预言不幸而言中，则无产阶级的预言便肯定泡汤了。这说明预言原没有想象的那么神秘；第三种是按照自己相信的办法占卜，即周易和玛雅人似的，其中的奥妙不懂，不敢贸然评论。但有几个疑问依然存在，那就是周代、古埃及、故印度、玛雅人等都以占卜预言闻名，他们的预言成果应当汗牛充栋了，2012年的未知数尚未揭晓，研究玛雅等文化的学者是不是还应该介绍一下他们的其他预言？错了还是对了？玛雅人灭亡于鏖战，如果他们不想自取灭亡，为何不能自救于战火和暴乱？陆士谔作为上海人，对上海的了解和期望超出一般人；作为小说家，他的代表作《新上海》与《新中国》综合的是现实和理想，并非所谓“预言”，关于这一点，只要看他小说里那些海底隧道、为了建立城市管理层的激烈辩护等充满资本主义因素的内容就够了。至于梁启超，他在戊戌时期办《时务报》，就选中了发达的上海，对这个城市实力的评估和期望，也在清理之中了。

有许多预言被人们津津乐道，实际上经不起事实推敲。比如中国人说本命年不吉利，该年遭灾和死亡的肯定有，可绝大多数人会安然无恙度过本命年，绝大多数人也不是死在本命年；多数人死前并没有预言，有了预言时，可能已经是难以表达或身体的衰竭到了知道要死这一步了，也已经不是预言。只有极少数人预言自己的死期和死亡方式，或许是期望，或许是第六感觉，或许是恐惧，只因与众不同或说中了，便被渲染和夸张。能预言自己死亡的，并非一辈子有许多应验了的预言，这样的神人还从来没有出现过。

关于预言，儿时母亲讲过一件实事，至今记忆犹新。她村里有家人一直生女孩，好不容易生一个儿子出来，某算命的路过，不知怎么不高兴了，或者按他的理论得出结论，说这孩子迟早会被崖压死。于是这家人便开始躲，走在哪里都让孩子躲远远的。终于过了十八，觉得已经是大人了，预言成为往事。忽一日，该人端着一碗熟面粉吃，半碗用勺子掏空了，半碗的断崖“哗啦”一下塌下来，那人一惊，掉地下摔坏了头，死了，终于没有逃脱死在崖下的命运。

拉拉杂杂说这些，最后概括出几点世界末日前不能做的事：

别把钱花光。有人说人的悲惨是死了钱没花光，实际比这更悲惨的是钱花光了人没死。

别放胆做坏事。如果2012年12月21日死在混沌里，那就算你临死前快意了一把，万一雄鸡依然迎来霞光，牢房还是要关你进去的，尤其当夜杀人放火释放恐惧的，如果死不了第二天就会变成疯子。

别老惦记着这事，免得像前文那个被碗里的面粉塌下来吓死的，洗脚盆翻了以为是洪水滔天，吓得从凳子上掉下去摔破脑袋，死在看不见诺亚方舟的幻觉里。

别把这事说那么神乎其神坚定不移，万一死不了呢？第二天天亮见人怪有点不好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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